徐子望：1956年出生于上海，高盛集团(亚洲)区董事总经理。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同年赴美留学，获得塔夫斯大学Fletcher法律和外交学院文学硕士学位。

      林敏：1957年出生，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1982年，他先后在斯洛文尼亚和英国利兹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取得学位，并在该校工作了3年的他，毅然偕妻应聘来到新西兰怀卡多大学东亚系，历任东亚系主任、校长助理等职，二十余年，痴心教育。

    1975年，高中毕业的徐子望和林敏相识于南汇的东海农场，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里，他们建立起了终身不渝的珍贵友情，风风雨雨三十年，各自行走于世界不同的角落，在他们的记忆深处，青春的岁月依然几多喜悦，几多感叹。

    在国外的二十多年的生活让徐子望和林敏看到了许多中国学生的不足，结合他们自身求学、工作的经历，他们深感国际化视野对当代中国学生的重要性。2005年，他们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的学校在松江落成开学。

缘起
叶：欢迎两位作客《财富人生》，今天这个节目跟往常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两位嘉宾，所以我想一开始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的身份，坐在我对面的这位是徐子望先生，他是高盛亚洲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这位先生林敏他是来自新西兰怀卡多大学东亚系的主任，两位的身份看起来这好像没有一个交集，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为什么是你们两位坐到了一起做这期节目？
林：好多人来说可能会感到非常的奇怪，一个是搞金融的，一个是搞高等教育的，他们俩个怎么会走到一起，我们可能要从三十年前甚至更早一点来开始说起，大概是文革的后期，我们两个都是中学毕业，然后到了农场，在上海市南汇的一个农场，东海农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在农场上然后在所谓的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在农场这段时间我们互相来往，尽管不是在一个连队，但是我们是由于有一些共同的理念也有些共同的想法，我们在一块读了很多书，在一块做了很多事。
叶：如果要界定两位的关系的话，用一个形容词，两位是插兄对不对？
林：是，很典型的。
徐：用更贴切的话说是农场的老战友。
叶：其实啊，今天你们坐到一起是为了做一件共同的事，就是办教育，这个决定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徐：差不多两年前吧。
林：蕴酿了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因为我经常到香港，到国内，那个时候子望他是94年回到香港。94年回到香港包括我们每一次相聚的时候都在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非常快，中国的崛起也变成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们在国外也和很多不同的人接触，始终觉得中国人才是个最大的问题，前二十年的改革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修了很多桥，建了很多高速公路，造了很多高楼大厦，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制度上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也确实发展得非常快，但是和世界其他的一些国家相比，特别是和印度，比如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我们觉得还是有差别，那些印度的大学生，毕业以后，他无论到伦敦，到纽约，很快就融入到他们的社会，还可以成为他们的会计师，医师，他们英语没有问题，而且他们的课程和国际的课程的接轨也没问题，因为他们好多教科书，他们好多的课程实际上和英国、美国的学校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觉得我们中国如果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这么高，和世界经济逐步融为一体，国际化人才需求越来越大，比如说联想最近买了美国的IBM的个人PC电脑的业务，但联想到底能抬出多少个人到美国纽约把这个部门真正的管起来，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我们中国的大学现在实际上还很难满足。
叶：我知道徐先生有一次个人的经历，就是您在高盛，帮助高盛去清华、北大招毕业生的时候，你是有切身的感受到东西方不同教育体制出来的毕业生的差异性是吗？
徐：我从95年开始像高盛这种单位都是从名校里面招生的，因为他工资也比较高，招来的人个性及追求也比较强烈，95年开始我觉得哈佛、斯坦佛出来的孩子回到亚洲，回到中国就很难留下，观察下来一般的情况都是他们离开中国太长时间了，如果他十一二岁就离开中国，虽然会讲也会写汉语，尽管程度不同，但他在人际社会文化这方面就是基本上根基很浅，他回到中国跟中国人打交道，跟中国社会交往，他没有自信心，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
叶：没有自信心。
徐：没有自信心，他们心里是很怕的，或者是叫不自然，因为他其实并不真正的了解咱们中国人社会文化的一些特殊性。
叶：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家长把孩子十一二岁就送出去，这个孩子再回到国内时，中文会读会写，在国外接受的教育，语言也过关了，这是很多家长会给自己孩子描绘一个非常好的人生蓝图，但是您刚才点到的一个实际上他不自然，他不自信，这点我觉得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徐：因为你想一个人交终生朋友的时候一般是在至少是在初中或者乃至于高中和大学，如果你这个阶段都没有的话，你从小就是在一个西方环境而且你去了以后你英语不好，你会走极端，会对英文方面特别用功，其实这很难两全的，两全一定要从小或者根子打到一定的程度，我的观察不一定科学，中学没念完的人出去，就比较多的西化或者完全西化的比较多，一般来说至少中学念完甚至高中念完再到国外去上大学，上研究生的人，至少回来回到中国这个市场有效性是最高的。
叶：那他进入西方社会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会存在一种不适合？
徐：因为一般来说，西方社会用中国人的话，中国也是在不断地崛起，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八十年代末找工作的时候，中国应当说是不是很重要的份量，现在你是中国人找一个工作的话，不管你在哪个行业那个单位多多少少也跟中国要有联系，所以你中国的背景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我后来就是98年开始应当说是我们华尔街投资银行，首创在中国本地招生，我们的限制比较多，因为我们每年大概只招两三个，只在四所大学招人，北大、清华、复旦、交大。
叶：那是尖子里面挑尖子。
徐：一般是千里挑一，我们收到的简历都是在一千份以上，我们只招两三位，而且招到高盛里面没有二等公民的，付一样的工资的，这些孩子真的是很聪明，每年九月份就参加我们全世界的入行培训，他们让我很自豪，特别第一年三个清华的人去跟二百三十个人比，都是哈佛牛津的，大概就10％的人一百分，他们三个人都在里面，我就告诉高盛，你说咱们中国教育行吗？
叶：就是聪明。
徐：至少咱们中国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是正确的，我们以后会讲这个选拔的代价太大，什么代价我就告诉你，十二个月以后工作表现的评定我们有360度的评定，他们一般都是一半甚至于四分之三的人，我历年下来，这两年有所改进，都是在第三个和第四个25％的，分四档ABCD，但是你连续这样几年的话你就麻烦了。
叶：这是为什么，是文化上的不相融还是……
徐：不是他们的智商有问题，这是很显然的，进清华、北大不比进哈佛、耶鲁难，我觉得责任可能也不在清华北大，责任可能刚才林校长也提到可能在我们的基础教育当中，所以讲选拔是正确代价太大，我们孩子的想像力、创造力、人格的培养、全面能力的培养、素养的培养都没有空间了，现在咱们的孩子没有空间，所以就是说他们到了工作岗位上了以后，给他明确指令的有标准答案的东西比较好做，但是只有一个工作目标和大概的思路，让你通过研究探讨的办法去自己做，甚至领导一个小组去做一个项目的能力相对比较差一些。
叶：协同啊领导啊……
林：社会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创业能力，碰到困难和挫折和那种心里承受能力，还有一种不断寻求新的挑战，不断寻找新的机会特别在西方的非常市场化的这么一个社会中，能够怎么和其他人相处和其他人沟通，怎么有一种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这么一种素质和智慧，就我们自己和中国学生打交道的这个经验来看，实际上是非常缺乏的。
徐：你刚才可以从我们两个人的交谈当中可以听出我们办的不是一个全西的学校，我们更不是办一个全中的学校，我们的特点是中西融汇，一个合理的平衡，使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能够面向未来社会的全球公民也好国际精英也好，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说简而言之就把我们两个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受益最深的东西给我们自己的孩子。

农场岁月
林：我们不是在一个连队，所以大概相隔有十来公里吧，那个时候从三十一连走到我们的六队，那个是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那个时候没有公共汽车的，要靠两个脚走，有时候可能会借部自行车。
徐：最近去的时候是搞上一辆手扶拖拉机。
林：有时候他到我这儿来，有时候我到他那儿去，所以我们经常在一块进行交流。
林：有时候有一本好书就一块共享，或者有时候他先读完了以后再给我读。那个时候我们有种信念，就觉得好像尽管生活非常艰苦劳动也非常艰苦，但始终我们是在觉得我们在改造这个世界，有这么一种信念，也有可能是那个时候的教育，那个时候因为文革的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像对我们来说是从物质生活上来说非常清贫的，而且对我们的付出，因为我们确确实实也没有其它的业余生活，就是大家在一起有这么一种非常好的团队的氛围，而且年轻人之间确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拿十八块钱一个月，大家都是吃同一锅饭，所以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单纯的，所以有时候现在也蛮怀念那个时期的比较清贫比较单纯的那种生活。
叶：那是一种很快乐的精神上很快乐的一种时光。
徐：，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新的连队那个时候连洗澡的浴室都没造好，所以我们都是晚上，有的时候有月亮，有的时候没有月亮的时候，大家穿着雨衣，男的可能就不穿，女孩子就穿着雨衣跑到河里面去洗澡。
叶：这就跟我们今天大家都觉得很浪漫的电影里面月光下年轻的少男少女，这种情景还是很容易滋生美好的爱情的，我也知道两位当中的一位的情感故事是从那儿开始的。
林：是，子望的太太，他现在的妻子也认识有三十年了，我们一块在农场，在那个时候，也是所谓的青梅竹马，是农场的青梅竹马，子望的第一首情诗是在我寝室里写出来的，我还替他做了些修改，所以他还欠了我一笔情，我经常和他们开玩笑，我说子望你和你太太之所以现在有这么美满的家庭关系，他们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我说在某种意义上你得好好的谢谢我，我也帮了你不少忙，他那个时候写了诗以后，然后我就帮他做了一些修改，然后他还把这首诗背下来做了非常激情的朗诵，在我面前做了预演彩排，然后才最后借着月光，那个时候没酒，我们没酒，没有啤酒，没有白酒，什么都没有，可能就喝了点茶水他就壮着胆子沿着洒满月光的那条小路，就跑到他太太黄珏的寝室，我不知道他怎么在外面大声朗诵呢还是偷偷把这首情诗塞在门缝里，塞到她的寝室。
叶：我觉得经历过不同时代的人群会有不同的时代的人物的一个命运的特征，我想两位都觉得上山下乡对自己的意志也好，还是各方面也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打造，但是毕竟两位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二十岁不到的时候就赶上了我们的一个恢复高考。
林：我们还记得在广播里我们是在广播当中听到的。
叶：可以恢复高考了。
林：可以恢复高考了，国务院刚开了一个高考的招生工作会议，然后知道邓小平先生在这个会议上指出要恢复高考，不要在文革时候选拔农工兵大学生那套方法，要让所有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机会再回到大学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啊，那个时候都是大喇叭。
叶：高音喇叭
林：高音喇叭，所有的重大新闻啊，新闻联播全是在田里听到的，当时我们就非常激动，那个时候我们就奔走相告了，我就跟子望说咱们要争取能够考回去，能够进复旦或者能够进师大，总有一天我们是能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点事，所以我们就想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争取。
徐：我永远是有一颗心想总有一天要离开，进入一个高等学府去做更有远大目标的事，所以我们在农场大概呆了两年不到，后来送到党校去学习，回来被提为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这个理论上说你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入党志愿书也放在我面前了，当初我没有填，当初觉得不想走出这一步，因为当初我们农场填入党志愿书第一句话不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入党志愿书第一句话应该是这句话，第一句话叫扎根农场一辈子，我这个时候年轻，年轻的时候也比较直率，也比较血气方刚，我说我在这儿一天我好好的做事，但我不说这句话，因为我想离开这儿。

莘莘学子
林：我第一次考的时候是我记得是77年的大概是那年考试是在12月份，11月份还是12月份，77年年底那时候考的，我在考之前那个时候想请点假，因为考的时候没时间复习，后来由于因为正在开河正在挖河，所以也不能请假
徐：冬天挖河。
林：那个时候非常非常艰苦，而且是住在草棚子里了，那个时候就咬咬牙了，能够晚上看点书就看点书，能够背点东西就背点东西，后来考之前还发了高烧，我记得，考的这两天先到医院去打了针然后再赶到考场，结果两天考下来以后心里也没底，想完了，这么多考生就只有十来个名额是否真能够考上，后来考完以后就回去了，回去以后还继续开河，大概是到年底的那一天我记得那个时候，差不多非常寒冷的一个冬天，我们都赤着脚在河里挖河，突然有人从厂部跑来了，他说林敏你的体检通知书来了，那个时候先要体检，体检以后才能真正录取，知道体检就知道有一点希望了，那时候非常激动，马上就跑到连部给他打电话，可能有点希望。
叶：所以两人的交情一个电话就能看出来。
林：对对，他也非常高兴，他说我明年一定考。
徐：其实半年以后，我们是78年的初夏就考试，我们白天的工作很忙的，我采取了一个办法，回来以后晚上六七点吃完饭以后就睡了，睡到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就起来，这个时候我精神最好，我在蚊帐里面点了蜡烛打了手电筒就看书，然后一般都是农忙，我们都是农忙六点多我就出去了，然后就是这样。
叶：白天再干活。
徐：然后就参加考试。
叶：你还记得你收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吗？
徐：也是很珍惜的，我记得夏天过后，我们是九月份开学的，大概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正好那天晚上我们农场是停电，一片漆黑，那天又是下雨，我记得我们那年报考大概有八百多个人，我们很多人就等在厂部，我们厂部有一个当时叫组织部的张科长，叫张一峰，他就跑到南汇县去领体检名单，轮到体检的人你分数知道了，反正后来来了，在哗哗大雨中赶回来了，只有七个人。
叶：八百多人里面有七个人。，
徐：七个人。
叶：有七个通知。
徐：体检，我是其中的一个。

海外游学
叶：徐先生是29岁以后才离开中国去到美国。
林：我是25岁。
叶：您是硕士和博士教育学位都是在国外读的，而且之后也没有回到国内，先在英国再去了新西兰做，我想请问您的是刚才我们谈到但没有深入的一个话题，除了书本上可以学到的知识之外，一个人要去一个陌生的环境生存，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林：要出国留学不仅仅是在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室学习，这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包括我们的家长，包括我们的学生，出国留学整天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念书上，实际上出国留学很重要的一条是要了解别人的社会，要了解人家的文化，要打入到人家的主流社会去，要不然的话，这些书我们中国也可以把它全部买回来，实验室的设备在复旦和交大也不差了，不比牛津、剑桥差，老师我们也可以把他们请进来，为什么我们要走出去呢，走出去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是要和人家要多方面的了解人家的生活，人家的社会，人家的文化，比如说我在留学期间，一方面书一定是要读书的，考试一定要考好的，论文也是要写好的，这些东西也都不能缺，要不然的话拿不到学位，但同时你要利用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包括寒假暑假周末，包括不上课的时间，我们有时候并不是为了钱我们就去，我们都打过工，这是留学生的必修课，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早上在系里的本科生做他们的导师，做他们的辅导老师，然后晚上在他们宿舍食堂里替他们洗碗，他们学生感到很奇怪，怎么早上你是我们老师，怎么晚上是替我们打工的，我说这并不奇怪，我说这两种工作体验我都要有。
叶：你不会介意别人用看不起的眼光看你吗？
林：不会的，在西方社会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人有这么种独立自主做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一种能力，我觉得是都能受到别人的尊重，我读书的时候就曾经花了150美金走遍了15个国家，我采取了一个方法，招手拦车，，就是在高速公路边上，或者在加油站边上拦车，所谓拦车就是搭人家的顺风车，然后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经历，每一次你搭车的对象都不一样的，开车的人都不一样的，比如说有开奔驰车的，德国老板，也有开意大利那种非常小的菲亚特那种小车的那些大学生，所以每一次搭车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西方社会的过程，了解不同文化的过程，我记得有一次晚上，你有150美金是不可能住旅馆的，五星极酒店一晚上，我们现在是可以了，在那个时候只能是睡公园火车站啊，挺有意思的。
叶：甚至是露宿。
林：对对对，露宿，我们自己带了个睡袋，然后有一次在布达佩斯我记得，在布达佩斯的中央火车站，然后睡到半夜给警察踢醒，就说你不能睡在这儿，你要换个地方啊，我又另外找一个地方睡，在布达佩斯有一条河，很有名的河，横穿了整个布达佩斯的城区，我们就睡在桥边上的，看着星空，非常好的一个夏夜的味道。
叶：那种内心体验我想可能是天天关在家里或者拿着父母给的信用卡去旅行的人是永远体验不到的。
林：永远体验不到的，我一直在讲什么时候有机会的话有空的话，我带着我的孩子包括和子望我们一起再走一走或者再走一次美国，也不用花很多的钱，我们再试试看在我们这个年龄再有一次这样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经历，也是留学生活当中应该有的必修课。
叶：刚刚我们挖过了徐先生的爱情故事，为了公平起见，你一定要跟我们讲讲你在这个旅途当中的一个爱情故事。
徐：这个你就自己讲了，我们都不知道，坦白从宽。
林：我就简单一点，是这样在旅途当中我们到了亚德里亚海的一个滨海小城，非常漂亮的一个滨海小城，在那边夏天的时候会有很多德国意大利包括北欧旅行者。那些游客他们当然都非常有钱，所以在那个饭店，那个时候我们只有150多块美金，那个时候我和我女朋友，那个时候我们在外面买了一些面包，买了一些奶酪，坐在边上，也是非常好的环境，那个时候我就对我女朋友说，总有一天我说我会请你到那边最好的一家饭店我们好好吃顿饭，我们也喝一些地中海的葡萄酒，我说现在我们做不到，但我说十年以后我说我还会带着你回来的，后来我们继续在滨海城市又搭了顺风车又到了下一站，很快这个事情就忘了，但是后来读了博士学位在英国大学教书，后来到新西兰大学教书，有一次回欧洲开会，国际会议，我突然想起了，我说哦哟，我曾经答应过……
叶：有过一个诺言……
林：这个女孩子，有过这么一个诺言，说等我十年以后我说我们会再去这个滨海小镇，再在那个我们当初看着意大利的德国的这些游客喝香槟酒喝着地中海的葡萄酒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我说我们也会去享受一下，然后结果十年以后，差不多十年吧，后来我们又回到这个滨海小城，这个时候我们坐在这个饭店里，也做了一次比较奢侈的一种享受。
叶：实际上林先生没有写诗啊，他有诗人的情怀，我觉得人生的色彩是靠自己一笔一笔涂抹上去的，十年前的可贵，在于实际上你没有花多少钱，但是欣赏到了人间的这样一个美景，十年之后的可贵在于你去实践了那个诺言。
林：对，因为我们人生常常会做很多诺言，但是真正能够实现的实际上是不多的，但是有些关键的诺言是一定要去实现的，这也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财富实际上，现在回想下来，像每一个这样的诺言每一个这样的经历，其实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财富。

释疑“双语教学”
叶：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招生广告，很多理念都谈到他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双语教学。
徐：我想讲的是我们不是一个双语学校，双语学校也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如果双语最多只能算我们整体目标当中的一个子目标，我们创造的是一个双语环境，刚才讲了我们办学的理念并不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升学深造甚至到国外去，我们更是要全面要培养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人能够面向将来全球化的社会，或者更具体点讲是这个人能够被国内外一流大学，我相信国内的招生办法在今后几年内也会改，国内外大学最乐意录取的人，他的中国的高考的成绩也好，美国的SAT成绩也好，英国的A-LEVEL成绩也好，在名校录取的时候最多是占到30％左右，还有根有70％是看你整个人的，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功夫，要有自己整体的能力和特点，这才是最难培养的东西。
林：是的，我们学校校训三句话，一个是求真一个是树人一个是厚德，实际上我们培养的是具有人格力量的这么一种国际化的精英。
叶：如果具体的你们这学校跟其他学校哪些具体的教学方式如体释放孩子的天性，让他个性得到极大的发挥，然后刚才你纠正我说不是双语学校，我是一个双语的生活环境，但是如何做到的呢，请一些外教就可以了吗？
林：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些很多学校都有，不光是请几个外教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创造出这么一种国际化的氛转，这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学校将来的管理一定是由一支中外合作的团队来做的，比如说我们将来会有外方的副校长，或者有外方的小学部的，幼儿部的一些主任一块参与整个学校管理和我们中方的校长一起，这个就不光是一个简单的有外教来上几节英语课，这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这个英语课不仅仅是语言课，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外教一方面是参与管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参与到我们学校的课程设制，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基本的所谓的中国的教学大纲，然后再另外简单的加一些课程，加一些国外的一些引进一两本教材，或者引进一两个外教，他解决不了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真正的双语的环境，一定要是一种非常渗透的融合的这种教学的方法。
林：比如说我们将来要组织很多这一方面的课外教学活动，所谓我们的课外活动也不是，现在我们中国好多学校就把课外活动作为一个装饰品，可要可不要。
叶：对。
林：一到要考试了就没有课外活动了。
叶：要让道了。
林：全是晚自习了，全是在做功课了做题目了，为了应付考试，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个都是打课程的概念，这些所谓的课外活动实际上是课程内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将来我们好多的社团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戏剧社，辩论社，我们的机器人俱乐部，我们的科技探究研究的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将来都是我们一些主课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延伸，就是将来我们很多的校本课程，你现在上海按期课改实际上给校本课程这块发展留下了很多空间，每个学校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做很多很多他认为是这个学校有特色的一些课程，将来我们在这块上就会有很多的国际资源的引进，这些国际资源的引进就是我们每一个外教也好，我们的中国老师也好，会把自己最强的比如说我们的外教如果说他不光是英语作为他的第二语言是一种强项，我们有些外教他是对于戏剧啊，对历史啊包括对数学物理化学，将来外语所谓的双语课程不仅仅是一种翻译课，不仅仅只是把那些课程的内容改成英语，不应该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翻译过程，还是应该把西方的最好的教育理念，他们的教育方式怎么能够运用到课堂实践中去。
叶：我很担心，我有一个担心我想请教两位，我身边的朋友的孩子都很忙，有一个小朋友就问过我一句话说，你知道我一天有多忙吗，他所有的上课的时间他要去完成他的一个课业所布置的任务，然后其它时间都被爸爸妈妈寄予孩子厚望这个班那个班，那我刚才挺担忧的，在你们那儿就读的孩子，他除了要学习东方的我们中文的一些基础的课程以外，他还要去学习好英语，甚至要把英语的能力不输于自己的母语，然后课余的时间还要参加那么多的活动，你们把孩子的时间都给排满了，是不是违背了孩子的天性，会不会？
林：我们的所谓的活动不是一种外加上去的，不是使孩子觉得怎么又是一项额外的一种负担，对我们来说他的课外活动也好，他的主课学习也好，都是两张皮，不是说你做了这个主课做了作业以后你还要再做另外一件事，这个就是额外的负担了，不是减压了，不是减负了，对我们来说这些所有的课外活动，这些所有的所谓的课程延续和延伸是实际上通过一种游戏的方式，是通过一种他们团队协作共同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实现的，我们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把孩子，他一定只有24个小时，他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应该给他们有充分活动所谓自由活动的时间，这些自由活动的时候他们应该有选择的，就比如这些课，我们这些活动开出来以后，安排好了以后他们是可以选择的，他们是可以选择参加这个活动而不参加那个活动，根据他们自己的特长根据他们的爱好，像我们说的我们要尊重个体尊重每个孩子的特殊性，要因材施教，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要学音乐，所有的孩子都要去学美术，所有的孩子都要参加奥数我们不会搞那种一刀切的那种教学方式。
叶：刚才我有一个担忧或者有一个疑问，刚才您谈到学校是寄宿制，现在很多老百姓一听到寄宿制或者私立学校他就会有一个概念，他就等于贵族学校，他是为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可能先富起来的这群人他们的子弟所开辟的这样一个教育，那么两位觉得是这样吗？
徐：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澄清，因为现在国内的贵族学校民办学校确实给人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其实一个成功的私立学校不管他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他的运作模式一般都是就是学费是维持运转的润滑剂，并不是产生回报的一个什么东西，一般来说是能够读也能够付得起的人为能够读付不起的人服务，因为他们学费是比较高的，每年差不多，我看美国的一些名校我估计和英国差不多，差不多30％的奖学金，差不多相当于八百万到九百万美金这个奖学金给那些优秀人材一定能读，很好的孩子材料让他们读全部免费的。
叶：你们学校也有吗？
徐：我们学校也有这样的考虑，就是今年可能准备起码要拿出一百万出来甚至两百万，我们最后还没定，起码一百万，我们要到上海甚至于全国各地贫困地区最优秀的孩子将来能够成材的，我们也设立了一些标准，全免，我们有几个档次，我们希望刚才讲的是一个社会精英的概念，是一个超越小我的概念。
林：将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我和子望说等这个学校办起来以后，我们俩的任务是募捐去，就是我们将来要建立一个希望教育基金，这个教育基金要保证我们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孩子，不论他的家庭出生不论他有没有能力来付这个学费都能够到我们这个学校享受最好的国际化教育资源。
徐：所以我们在我们办学理念里也专门有这句话，不论你的背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多元化的自尊。
林：自爱。
徐：自然和协的一种学校的氛围，我们刚才讲了就是私立学校其实真的要办好呢一定要通过社会各界，我也借这个机会向观众说几句了，真的是国外的私立的高校也好，自私的中学也好，最后都是靠他的毕业生，靠社会的力量来捐钱来培养未来的社会精英的，并不是靠学费，这就是我们的学校跟现在所谓狭隘的贵族学校的区别。
叶：刚才您说了一句这个学校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了？
林：对，不以盈利为目的。
叶：你们两位是经营者也是投资人？
林：对。
叶：你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学校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林：对，这个学校在这个学校的章程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学校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办这个学校的初衷我们其实一直在想中国的教育特别我们回顾中国两千年以来的这个教育发展，真正的办学者实际上是把教育作为本身的一个终极价值的，比如说我们最近看了一些南开这个学校一些报导，特别是严修和张柏林他们一百多年前办南开的时候确确实实中国需要像这么一种的教育家，我们不是圣人，我们做不到严修和张柏林这么一种层次，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想做一件事情把这个学校办好，而且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我们学校培养出一批真正能在国际舞台上和人家竞争的优秀人材。
叶：听了你们俩位的故事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两位在这儿讲自己的办学理念，侃侃而谈，但我始终不能忘却的是两位在农田里开着河的时候然后听到高音喇叭说恢复高考了，大家有一个去接受再教育的机会，是那一刻两位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我真的非常希望也有人有一天是因为你们办了这所学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赤子情怀
叶：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父母在不远游，而两位是很早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再回顾自己人生所走过的这一段路，对家人有没有一些特别想说的？
林：我特别记得我在出国之前我父母亲送我到机场他们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好好读书，好好读书，然后读完了以后能够早点回来，我始终记得这么一句话，尽管我在国外二十多年了，但是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回荡，这也就是为什么越到后面，在国外的事业越成功的时候，因为在国外我们也是所谓的有比较好的社会地位，有比较好的工作，也可以一直在国外呆下去，过所谓的小康生活非常舒服，但是为什么要回来和我们的一些朋友做这个学校呢，就是很想看看能不能把父母亲的这句话，也不是他们的一句话，也是看看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吧！
叶：故土情结是挥之不去的。
林：对对，可能是人的一个文化的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你把这个根给去掉，我和子望在国外二十多年，我们没有起过洋名，我们没有德文名字，没有这样的名字，我们始终都是我能够叫你外国人的名字，你为什么不能叫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呢，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国际化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文化上的交流，平等的一种心灵上的交流，实际上我们中国人首先对自己的根自己的社会对自己的文化要有一种很强烈的认同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真正地有种开放。
徐：去包容世界。
林：开放的心态，才能走出去世界，无论到纽约到巴黎到伦敦到香港在上海你都会感到非常舒服，你都会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徐：做了父母以后才体会到我们是永远比不上父母的，因为父母真的是无私的，我们家里其实也是四个孩子其实挺艰苦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叶：父母亲是做什么的？
徐：我父亲是一个职员，从过去这个分类，他其实原来是上海食品公司的总经理，等于是一个文书一样，我爸爸还是有点文化的，从小就是爱学习，从小也受我们爸爸的熏陶跟鼓励吧，反过来我妈妈倒是一个严母，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我也把他们接过去住了，但是我们觉得其实真正适合他们生活让他们快乐他们到香港也去住过，其实还是上海这个地方，他们也是这样认为，但出国也很开心，我父母对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成长他们是高兴得要命了，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现在在物质生活上给他们很好的关照，但是在实际和精神生活上是不够的，这点在我97年的时候给我有很大的振荡，就是我爸爸突然脑溢血过世，我就觉得本来我以为我有的是时间将来跟父母共享晚年，这个发生了以后，我觉得什么东西可都能随时随地没有了。
叶：你当时在他们身边吗？
徐：我在香港我正好是八点以前上飞机，现在在上海专门有一般八点的飞机最后一班八点的飞机，我上飞机以前我还跟他们讲，我跟爸爸通过电话我说我到上海来了，我每个礼拜都来。
叶：爸爸那会儿在上海已经住院了。
徐：没有，那天晚上吃完晚饭挺好的，吃了大闸蟹挺好的，打了电话，打了电话以后我下飞机是十点钟，我刚下飞机手机打开电话响了，我哥打来说我爸爸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就两个小时在飞机上发生的，所以我后来我家里面就定一个规矩，以后每年春节不管有什么事全部回上海过年，我们一家四口人，现在形成了一个规矩，现在也是一样。
叶：刚才两位讲人在国外行走在国外，但是有一天回到故土，要用自己的所学所养要回报这个故土，华人就是走到哪里这个是挥之不去的一个故土情感。
林：是，世界很小，我们走一圈都知道，我和子望两个人都在这个世界跑了好多次了，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所谓文化的归宿，这个是难免的，无论我们在国外怎么成功，无论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的主流社会融合起来，但毕竟我们是在中国长大的，前二十多年的生活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子望刚才说离开中国过早并不太好的一个原因，就是每个人在将来都会有一个基本的文化的出发点，这个文化的出发点根基打得越深，实际上对他将来国际化发展的程度是越有帮助的，这其实是个很辩证的过程，不是说你越早出去越好，你是十一二岁出去的你变成一个小美国人小英国人，实际上他永远变不成一人小美国人小英国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是在中国长到一定年龄而且他永远会被西方的主流社会看作是一个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中国的孩子应该在中国享受到最好的国际化的教育，然后建立起一种文化的自信心，但同时又有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又把西方的语言、西方的文化、西方最好的东西学到手，这个时候出去，我们都是在研究生时候出去的，也没有耽误我们在西方创业立家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在西方也应该说也做得非常成功，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希望我们中国孩子包括中国的家长能够的把自己孩子在国内留的时间更长一些，把这个基础打得更扎实一些，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叶：我想今天的两位的人生故事我想应该说是教育改变了你们的命运，但同时在今天在你们事业有成的中年的时候，你们又重新选择了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的一个新的出发点，我想这不仅是一个创富社会的大好事，同时也会把你们两位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谢谢两位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