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创办人做客《财富人生》访谈录

2013-08-08

叶：刚才您说了一句这个学校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
林：对，不以盈利为目的。
叶：你们两位是经营者也是投资人。
林：对。
叶：你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学校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林：对，在这个学校的章程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学校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徐：不以盈利为目的。
林：我们办这个学校的初衷我们其实一直在想中国的教育，特别我们回顾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教育发展。真正的办学者实际上是把教育作为本身的一个终极价值的，比如说我们最近看了一些南开学校的一些报导，特别是严修和张伯苓他们一百多年前办南开的时候确确实实中国需要像这么一种教育家，我们不是圣人，我们做不到严修和张伯苓这么一种层次，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想做一件事情，把这个学校办好，而且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我们学校培养出一批真正能在国际舞台上和人家竞争的优秀人材。
叶：听了你们两位的故事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两位在这儿讲自己的办学理念，侃侃而谈，但我始终不能忘却的是两位在农田里开着河的时候然后听到高音喇叭说恢复高考了，大家有一个去接受再教育的机会，是那一刻两位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我真的非常希望也有人有一天是因为你们办了这所学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那么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父母在不远游，而两位是很早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再回顾自己人生所走过的这一段对家人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想说的？
林：很有意思，现在我是回来了，我是浪迹天涯，像游子在外面二十多年。当然我在国外也有家，但是我现在主要的时间是放在国内，我的父母亲倒反而去了国外了，很有意思。因为后来我在国外的定居了，我也把他们接过去了，我回来以后他们就是两头走，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俩人都是出生于非常普通的家庭，父亲母亲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自己读书，我父亲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后来做到工厂的经理，我母亲是个小学教师，很不容易，他们这一代实际上经历了中国49年以后的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
叶：变化，
林：变化、动荡。因为那个时候确实要把一个家操持好，就像你说的，非常清贫的一种生活环境把三个孩子带大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对我们始终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特别是教会了很多非常基本的做人道理，所以我一直在讲： 一个人的成材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靠一个学校，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将来在西外学校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家长的配合，家庭学校大家应该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这样孩子成材的可能性也许会更大。我特别记得我在出国之前我父母亲送我到机场他们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好好读书，然后读完了以后能够早点回来。 我始终记得这么一句话，尽管我在国外二十多年了，但是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回荡。这也就是为什么越到后面，在国外的事业越成功的时候，因为在国外我们也是所谓的有比较好的社会地位、有比较好的工作，也可以一直在国外呆下去过所谓的小康生活，非常舒服，但是为什么要回来和我们的一些朋友做这个学校呢？就是很想看看能不能把父母亲的这句话，也不是他们的一句话，也是我们这个生我养我的这么一个故土的盼望。
叶：故土情结是挥之不去的。
林：对对。可能是人的一个文化的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你把这个根给去掉。我和子望在国外二十多年，我们没有起过洋名，我们没有英文名字，没有这样的名字。我们始终都是我能够叫你外国人的名字，你为什么不能叫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呢？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国际化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文化上的交流，平等的一种心灵上的交流。实际上我们中国人首先对自己的根、自己的社会，对自己的文化要有一种很强烈的认同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真正地有种开放。
徐：去包容世界。
林：开放的心态，才能走出去世界，无论到纽约到巴黎到伦敦到香港在上海你都会感到非常舒服，你都会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徐：做了父母以后才体会到我们是永远比不上父母的。因为父母真的是无私的，我们家里也是四个孩子，其实挺艰苦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叶：父母亲是做什么的？
徐：我父亲是一个职员。从过去的分类他其实原来是上海食品公司的总经理的文书。我爸爸还是有点文化的，从小就是爱学习，从小也受我们爸爸的熏陶跟鼓励。反过来我妈妈倒是一个严母。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我也把他们接过去住了，他们到香港也去住过，但是我们觉得其实真正适合他们生活让他们快乐其实还是上海这个地方，他们也是这样认为。但出国也很开心。我父母对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成长是高兴得要命了，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现在物质生活上给他们很好的关照，但是在实际和精神生活上是不够的，这点在我97年的时候给我有很大的振荡，就是我爸爸突然脑溢血过世，我就觉得本来我以为我有的是时间将来跟父母共享晚年，这个发生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随时随地没有了。
叶：你当时在他们身边吗？
徐：我在香港，我正好是八点以前上飞机，现在上海专门有一班八点的飞机，最后一班八点的飞机，我上飞机以前我还跟他们讲，我跟爸爸通过电话我说我到上海来了，他们每个礼拜都来。
叶：就爸爸那会儿在上海已经住院了。
徐：没有。那天晚上吃完晚饭挺好的，吃了大闸蟹挺好的，打了电话以后我下飞机是十点钟。 我刚下飞机手机打开电话响了，我哥打来说我爸爸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就两个小时在飞机上发生的，所以我后来我家里面就定一个规矩：以后每年春节不管有什么事全部回上海过年。我们一家四口人，现在形成了一个规矩，现在也是一样，三年以前我都把孩子都送回来了。我工作虽然在香港我把孩子都送回来学中文。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也是跟父母有关的。我觉得也是带给我的一个小小的安慰吧。这个故事他都可能不知道，可能是第一次透露这个秘密。96年底97年初当初的高盛想把我从摩根，我当时是摩根的总经理，给挖出来。我当初是没有理由离开摩根的，摩根真的对我也很好，摩根当时是很成功的，96年的时候摩根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将近100％。高盛是落伍的，当然高盛在全球的业绩是很好的。出于某种原因我就长话短说了。摩根因为建立合资企业跟中方的关系没搞得那么好，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不应该挤在中间，另外高盛是一百多年的合伙人制，高盛的合伙无论他的含金量还是行业的业内的含金量都是无话可说最高的。我是对这个也是。
叶：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徐：吸引力很强。另外我从长远考虑，我想我总有一天要离开外资企业为中国服务的，我做过两家最好的公司总比一家好，就这么简单的考虑。后来我就碰到我爸爸过世，我就到上海， 这两个礼拜我人就失踪了。在我爸爸葬礼的那一天有三个花圈让我非常感动，一个是摩根XX的花圈，他们比较容易找到， 一个很大的花圈；高盛也是通过途径找到了我爸爸葬礼的地方，也放了一个很大的花圈； 第三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现在的周禹鹏周市长， 当初他还不是， 我也没告诉过他，他也是打听到的，所以这是一种友情，我觉得这是。
叶：你觉得这是你作为儿子对父亲的意义的一种告慰。
徐：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如果要我说我人生有点值得自豪的事，我觉得这是因为我还是还给我爸爸一点东西。
叶：所以刚才两位讲人在国外行走在国外，但是有一天回到故土，要用自己的所学所养要回报这个故土，要谈到自己，华人就是走到哪里挥之不去一个故土情感。
林：是，世界很大。 我们走一圈都知道，我们走了大半个世界，我和子望两个人都在这个世界跑了好多次了。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所谓文化的归宿，这个是难免的，无论我们在国外怎么成功，无论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的主流社会融合起来，但毕竟我们是在中国长大的。前二十多年的生活其实非常重要。 回到为什么子望刚才说的离开中国过早并不太好的一个原因。 就是每个人在将来都会有一个基本的文化的出发点，这个文化的出发点根基打得越深， 实际上对他将来国际化发展的程度是越有帮助的。这其实是个很辩证的过程。不是说你越早出去越好，你是十一二岁出去的，你变成一个小美国人，小英国人，实际上他永远变不成一个小美国人小英国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是在中国长到一定年龄而且他永远是会被西方的主流社会看作是一个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中国的孩子应该在中国能够享受到最好的国际化的教育，然后建立起这么一种文化的自信心，但同时又有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 ，又把西方的语言，西方的文化，西方最好的东西学到手，这个时候出去，我们都是在研究生时候出去的，也没有耽误我们在西方创家立业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在西方也应该说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希望我们中国孩子包括中国的家长能够把自己孩子在国内留的时间更长一些，把这个基础打得更扎实一些，特别是对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所以为什么在我们学校我们特地开了一门课，开了一门所谓的必修、选修课，是门选修课但是所有的学生都是要必修课，这门课不用考试，中考高考都不用考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叫做经典选修课。这个选修课里面是有中国的从四书五经开始有《楚辞》、《诗经》、《论语》和《大学》。我们觉得都是应该学的，然后也有西方的一些非常好的经典，这样中西这两种文化的源泉我们都要学，都要把它学好，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一种国际化的人才。
叶：我想今天的两位的人生故事我想应该说是教育改变了你们的命运， 但同时在今天在你们事业有成的中年的时候，你们又重新选择了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的一个新的出发点。我想这不仅是一个造福社会的大好事，同时也会把你们两位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这儿要送两件纪念品给你们两位。
叶：您觉得您想留给您的孩子们的一些是什么？
徐：在我们一生中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爷爷。这个我没见过 ，我就在想他能留给我什么，什么叫财富。他其实是一个从过去我们来讲是一个工商地主，但他是从一个长工出生的，从小艰苦，那时候米行的老板看中他 。
叶：他是从伙计出身。
徐：伙计出身。 看中他，他这个人爱学习、办事好，分了一部分财产给他。我是后来看到过他财产的，都是没收的财产，现在叫食品加工厂，过去叫辗米厂，做年糕做酒的，但这些我觉得无法对我产生任何影响。关于他的传说，他的艰苦奋斗自立，他的慷慨大方、 济贫、 帮邻，这种传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所以我就想如果你留给下一代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启发人生的故事，这才是财富。
叶：今天两位在办教育，我想请问的是你们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方面，你们是在中国接受教育又在国外留学很多年，在国外取得了相当不错的一个事业，那么今天在对待你们自己孩子的时候你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法？
徐：这真的是比较难，是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有这种把我们过去那一套艰苦奋斗自立自强那种东西给他。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在国外出生的。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就还是同样的就像我们办学校一样的中西融汇，否则他变成一个小外国人是没有用的。 我讲个故事，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还没发生，股票炒得旺得不得了。 我有次跟一个好朋友一起从西安开了三天车，开开停停，沿着丝绸之路到敦煌这个地方 ，敦煌是很有历史价值的一个东西 ，但很多的地方都破损了，需要维护保养。 我看到的都是除了李嘉诚和邵逸夫捐了一点钱，其它都是日本人捐钱的 。当初正好有一个工程加上一条路需要修复， 跟我去的那个人其实是现在咱们的财政部长金人庆 ，当初他已经在北京市做常务副市长 ，下面的人就跟他讲， 因为他原来是财政部副部长， 就跟他说能不能拨点钱过来 ，我们县里省里一起搞， 把这个路修好， 不修好会严重影响这个古迹的保存 ，后来完了以后我是就跟他们悄悄地主动提出了 我捐了一点钱， 我到现在还感觉这是我一生当中可能钱花得最好的一次。
叶：你捐了钱去修那条路。
徐：那条路包括维修那个几个楼外面的建筑。 我觉得是钱花得最好的一次， 第一就是我也蛮自私的， 因为如果当初这些钱在香港买房买股票的话也差不多全部没有了； 第二它的精神价值每天都在增长 ，使我感到很开心； 第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给孩子们留了一个故事， 而不是金钱， 所以我这是我的所谓的财富观和教育孩子的方法。 另外就是我也很注意怎么启发他们的人生观 。我的孩子从香港到上海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香港是一个贵族世界， 因为他们读的国际学校真的是香港很有钱的人， 不是一般有钱人， 有的孩子是坐防弹车上学来回的， 他们到上海来以后我把他们放到本地学校， 他就看到中国孩子的自立自强靠自己。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父母家庭有差别其实已经有了不少影响， 我们这个时候才是那个， 但至少相对而言他看到他说中国是一个非常优胜劣汰， 认识了这一条， 然后以后我把他带到一个云南的小山村， 纳西村的小山村，千年的山村，很贫困 ，让他去上英文课。他回来以后跟我讲，他说：爸爸，我现在知道我是多么的幸运， 所以我一定要学得更好，做得更多。 像这种人生观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所以具体的我觉得我的遗憾是我的儿子在五岁到十三岁这一段其实一个人到底是成中材还是大材这个很重要的底蕴那一段，我其实对他的关怀时间都还不够 ，这是我心中有很大的遗憾的， 关键的事情我还是抓住他的， 比如说的把他送到国内来念中文 ，让他有根的感觉 ，所以孩子的问题上其实我们做的还不够， 这个也是一对很大的矛盾； 另外就是他们是跟中国碰到一个相反的问题， 他们是西方长大的， 我们怎么把他归到中国这个根，让他们中西融会也是一个不同的挑战？
叶：林先生可能这一点尤其特别， 因为我知道您的太太是英国人。
林：是。
叶：所以孩子也是混血儿 。
林：对 。
叶：那你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平衡中西文化的。
林：是 ，有时候会有些冲突。
叶：这是肯定的 。
林：尽管我在国外生活过这么长的时间 ，对国外的、西方的一些教育理念方式也非常认同， 我自己在大学做教授的时候也是基本是按照西方的一种模式来做的， 但是在家庭教育的时候 对孩子的时候也是一种无意识的，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 ，经常会成为和孩子沟通的一些障碍， 因为孩子是在西方长大的。 所以他们对我的一些家长式的做法非常不满意 ，有时候我就常常跟他们忆苦思甜 ，经常忆苦思甜，跟子望一样的 ，就说我们小时候如何如何 。爷爷奶奶那个时候是如何如何。 他们这些话都不大爱听， 他们就觉得时代不一样了， 你们老是把以前的这个陈年烂帐都提出来。 我对他们说，人是要有一种历史感，要知道我们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而且你要知道西方世界仅仅是这么大的一个世界的一部分， 你们现在是非常非常幸福能够生活在第一世界， 但是还有第三世界 ，还有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口并不是像你们这样生活的。 所以我就说，你们对自己要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但是在好多地方确实是很难避免， 东方和西方的这么一种不同的价值观念， 不同的教育方法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的小孩特别我的小儿子，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从小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读高中的化学课本物理课本 。
叶：很有天分。
林：对对， 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粗心的孩子，做功课都粗粗拉拉， 丢三落四， 漏一个标点符号，这个习题忘了做了 ，平时的家庭作业从来不认真做， 老师经常开家长会时候提到的， 因为他们西方有时候小学老师也蛮重视这个家庭作业 ，就提到他平时家庭作业不交， 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我就说这个不行的。 从小就要养成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但是他妈我妻子就觉得要让孩子有一些自由的空间， 我那时候就定条规矩， 我说： 你回来以后要先做功课， 做完功课才能玩电脑， 才能出去和其他孩子玩。 但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多， 因为在学校比较忙， 我回来的比较晚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冲突 ，西方是比较宽松 ，对孩子的教育。但是我觉得西方的好多孩子他们都是很有那种潜力，他们素质都非常好， 但是如果是没有 ，刚才为什么要比较中西方的优点和缺点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一些包括传统教育的一些优势和特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西方很多很好的孩子因为没有这种经常性的这么一种督促，经常性的一种严格的管理，结果就浪费了他们的一些天才， 浪费了他们的一些才能 。很多的人等到很晚等到他们二十多岁了三十岁了才突然醒悟明白， 我应该再去念个好大学 ，我就想怎么能够一方面要宽容 ，要让孩子有他们自己发展的空间， 要鼓励他们 。他们有特长，有潜能 ，让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同时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校确确实实要对孩子要更加关注， 要使他们能够在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个特殊才能的时候要加引适当的引导和一定的管理 。
叶：所以说有一句评价说，天底下最无私的就两种人， 一个是父母，一个是教师， 好。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林：中国有句老话，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我们西外学校的校训是：求真、树人、厚德， 树人是我们西外学校的一个核心概念， 树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培养出一种厚德崇实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不是与身俱来的。 它是要通过不断地磨练、学习、反思，要经历一个很长的人生的过程才能逐步地发展出来的， 如果能够取得这么一种无坚不摧的人格力量。 确确实实是我们西外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和宗旨 ，回顾自己的人生前二十多年是在中国渡过的。 后二十多年是在西方在不同的国家走过的， 浪迹天涯这么多年然后又重归故土，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经历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财富， 财富不是功名， 不是金钱， 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生经历 我愿意和西外的学子们共享这个人生经历。 把这个作为自己一个将来不断积聚自己人生财富的一个新的起点和平台。 谢谢！
徐：我觉得我很幸运 ，生来不怎么笨 ，又碰上了时代， 我个人的事业发展又跟中国的掘起同步，所以感到非常的幸运 。所以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看得太伟大，我经常跟我的孩子讲： 如果上天在聪明与做人之间只让你选择一个的话， 你一定要选择做人， 因为这个会终身帮到你 ，如果上天对你宠爱爱加 ，两个都给你的话 ，你一定要做得更多， 自己做更大的努力， 为社会做更大的回报， 我觉得这个人生的感触很大的， 上半生主要是在战胜自己 ，克服自己的缺点， 树立正确的得失观 事业上的追求等等 。可能下半生更主要的是超越自己 ，我知道这是很难的， 我们希望我们在创办教育办这个学校是对这个目标的第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