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教育：分享丨校长的偶像，还是校长

2016-12-29

转自2016-12-28      第一教育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898年12月26日，居里夫人发现了镭。

时间不分别东方与西方，时间是锁，文字是密码，是钥匙。

百年教育大师

西外文化沙龙隔空“对话”

欢迎大家，我们把这个做成我们西外的文化空间，西外的后十年能够给老师提供一些什么东西，当然一方面是物质上的，老师待遇越来越好，可是我觉得精神上的我们可能也要同步走，老师有一个更好的精神底色，大家聊聊天，大家谈谈、交流交流。那么今天我先开个头，我说为什么要做“民国百年教育大师”的系列，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挺喜欢历史的，我一直觉得我们办教育、做老师，我们老是朝西方看还是有问题。

我在西方生活了20年，前几天我接待了英国一个非常好的，200多年历史的学校KingswoodSchool（国王伍德学校）的董事会的主席，讲中西教育的差别，讲他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学校和英国美国的学校，在对话当中其实我是有一种文化的自信，因为我觉得我们完全是可以平等对话，而且他们做的一些事和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其实也差不多，他们做的我们也有，包括他们有些没想到的，没做到的我们还在不断的探索和实验，比如说，西外幼儿园、小学部的最近做的一些事就真的是赞，我们拿出来是有国际范，真是有国际范，包括我们初中部、高中部其实有很多非常好的课程创新与实践，所以我就想我们是不是能从我们自己文化的源头找一找。

为什么第一讲我要选蔡元培，为什么我要选北大，因为蔡元培大家都知道，生于1867年，1867年是清末，他是清朝的状元，参加过科举的，是旧时代的读书人，很有意思的，恰恰是这个旧时代的读书人，后来变成北大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长，大家都知道，北大的前身是清政府办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我觉得中国的大学，北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意义是没有任何一所学校能取代的。大家说清华北大，清华其实完全和北大不一样的。清华是用庚子赔款（义和团1900年杀了好多洋教士，后来八国联军打进来了，中国赔了非常屈辱的2亿两白银），后来美国良心发现，说他们多收了我们的赔款，把一部分钱让中国学生去留学，然后就办了一个清华学堂，当时是留美预备学堂，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化的大学，但是北大是的，北大是清政府办的，但是后来民国又接收过来，从京师大学堂变成北京大学，那么北京大学和蔡元培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实际上是有历史地位的，他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教育，所以我们今天把蔡元培和北大放在一起思考。

我自己就在问我自己问题，学校老师跟我一块想，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考秀才进士，没有读过西学，读的都是八股，都是传统经典，一直到了39岁他才留洋到了德国，去读心理学、美学，去读德语，我们在座老师过39岁的不多，很多都是年轻老师，我们有没有勇气和胆量人到中年去学新东西？

39岁之前他是翰林院编修，政府把最有才学的文人们集中在一起，但是他放弃了这个位置来到绍兴，在绍兴做第一所中西学堂的教师，后来到上海参加南洋公学的创立，这种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感也开创了中国最早的现代中学堂。一个旧时代的文人没有经过现代科学、西方文明的熏陶，他怎么能够脱胎从旧时代的文人变成中国新教育的开拓者，我很纳闷。

所以第一个问题，要大家去思考的就是旧时代的文人怎么就会成为中国新教育的开拓者？咱们在场39岁、40岁以上的老师举手，好，不到三分之一。那时中了进士也是很不得了的，我的曾爷爷也只是秀才，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他们放下旧时代的荣耀去追求新时代的挑战和政治压力，他在北京的时候看着新党离开北京，谭嗣同被杀头，他出去留学时，先在莱比锡大学学读心理学、美学，并在德国学校实习考察。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把他召回去，他出任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民国政府的三个月，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奠定了中国现代的国民教育基础和框架，包括新一代的国民教育和大学，有这样大思想和观念的转变。后来袁世凯上台后离国而去，回到德国继续留学，通过写书和译书、给报刊写文章维持生计。1916年底，北洋政府新的教育部长给他一个聘书让他回北大任校长，1917年春，正式上任。上任之前宣言：中国的高等学府特别是北大应该成为真正做学问的地方，而不是一帮老爷升官发财的捷径。

那时候社会风气非常不好，工商法最时髦，北大的工科、理科、教育科都不吃香，没人读，哲学系招不到学生，最好的学生都是读经济、工商、贸易。蔡先生做北大校长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大学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办好文科理科，一定要有好的学生读中文、历史、哲学，一定要有学生学数学、物理、化学。第二件事，他招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教员，辜鸿铭、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蒋梦麟、周作人、周树人、梁漱溟，梁氏后来在政协会上敢于与毛泽东提不同意见并争论，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还沒完成博士论文的胡适，周作人、周树人两兄弟也没有大学学位，大多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当时北大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学科带头人都是没有学位的，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找了一批好老师。联系到我们西外，一所好学校是靠什么站起来的，靠老师，靠有真才实学的好老师。

第三，蔡先生奠定了北大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的办学方针，在中国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北大任何一个教授、学生、都有选择自己做学问、做课题的路径。都有选择思考的一孔之见，所以辜鸿铭，留辫子的马来西亚华人，英文德文法文都会，上课用文言文，始终觉得中国需要帝制、全盘西化，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他是非常反感的，在思想激进革命的环境，被蔡元培保护，这就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革命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走英美改良道路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的胡适，在当时中国思想光谱从左到右的学者文人都有，蔡元培也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但却能包容激进和保守，这也值得我们思考学习。

第四，你知道北大蔡先生之前只招男生不招女生，开放女生入学。牛津剑桥当年也有很多学院不招女生的。第五，非常重视体育和美育，全面发展，培养有人格的现代的人。除了数理化、文史哲、还有体育精神和审美观，提出著名的口号，中国是要以美育来代替宗教的，中国的信仰是土地公公和佛教、道教和祖先崇拜，中国对美有内心深处的感受，我们走进这间教室也会觉得好雅，就像中国的琴棋书画，中国的山水画，我们是有特殊审美感受。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心智合一”也是蔡先生教育思想中的重要元素。

短短的名义10年的校长，尽管有北大学生的激进和北洋政府的压力，但是蔡元培所立下的规矩也奠定了现在北大的校风。北大与清华就是味儿不一样。现在北大未名湖是燕京的校园，可以感觉到北大的那个氛围，以后百年大师系列讲座，也可以讲讲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

北大是自由独立开放包容的风气，80年、100年是继承下来了，是有一种味道的，就像走进西外的校园和中国其他的学校也有点不一样，有闻出来的不同文化气息。北大的学生、老师、教授，经常和校长对着干，招国际学生的学堂，把文史哲三个院址拿出来给西方学生读博士硕士，师生说为什么要让外国人占领北大校园的精神灵魂之地。老北大的核心，未名湖的核心被作为传统象征被保留下来。北大是中国的学堂，是中国人办的，当年蔡先生的北大，不只有中国的老师，也有洋教授，北大的文学门、哲学门非常棒的，胡适留美回来讲中国哲学史，梁漱溟讲印度哲学，也有一些教西洋哲学史，所以蔡元培他融合了中国和西方、经典与现代。老北大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个样板，有一个中国的样板，有一种信仰和追求，想象中的榜样和追求，北大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闪来闪去。

尽管我们是所中学、小学，还有幼儿园，我们和北大还是有距离，但是我想北大的精髓、传统文化和味道，常常是我努力寻找的，我就在想，当年北大的语境中的蔡元培，和今天我们西外办学，有何相似和不同之处？把北大拉回到西外的校园中来，我们的主题是蔡元培和北大精神，我们聊聊西外的精神是什么，北大精神和西外精神有没有共通点，我们拾古忆旧，提一些问题，蔡元培、教育、人才、教书的困惑和压力。

北大校长很难当，几次学潮差点被学生打，学生到街上示威游行、罢课，要赶走一些不符合他们口味的教授，蔡元培常常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斗智斗勇，原则问题从不退让，比如辜鸿铭等，他第一个站出来保护教授，只要他言之有理和自成一家，我就不会让他丢饭碗。旧时代的文人怎么会有这个大的勇气、胸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西学的开放创新，他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谜，在社会转型的大时代，矛盾冲突两难，把平平凡凡的塑造成胸襟、气度胸怀、眼界和格局的人。那么小时代可以吗？关键是我们怎么看，怎么面对社会转型。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Bob Dylan，乔布斯崇尚的，是一个美国的民谣歌手，后来的摇滚歌手，瑞典文学院的7/80岁的大学者文人把这个奖给他了。以前这个奖是给经典作家、莫言小说，西方哲学史，诗人严肃的诗集，但是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给作家，给了唱歌的人。我们是一个大时代吗，我们现在面对的转型不比蔡先生那个时代大吗，而且中国社会今后十年二十年我们所面临的转型，生活和工作模式的变化，我们可能现在感觉不到，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度度的往上走，但是你看看，总有到沸点的时候，沸点很快会出现。

现在我每次有想法的时候就会写随笔下来。现在我们表达思想、创意、生活、美不再是传统的文本形式、我们用歌、用戏剧、用视频的形式、用微信、微博，以前大段系统的阅读理解建构现在变成碎片化。现在这个时代不比蔡元培那个时代简单，我们面临的挑战、困惑、转型的压力不比那个时代小，想一想，百年前蔡元培和北大那个时代给大家什么启示和思考？

在国庆假日时参观新四军旧址纪念馆，看到了叶挺将军的照片与诗文，我也发了一些微信感言，在大时代，要“江山美人“胸中装，我就不信今天这是个小时代！我们西外人要有点“精气神”！（笑）这三个字是王校最欣赏的。蔡元培先生的气魄，中国文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都在里面。谢谢大家。

@教师感言选摘

王永和（执行校长）：我感觉蔡元培当时的北大精神，是时代的文化，二者有直接关系，因为当时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科学，我感觉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会和时代紧密相连，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做出伟大的事情，蔡元培也是如此。我们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一个小时代，大时代做大时代的事情，小时代做小时代的事情，大学能做大学的事情，基础教育能做我们基础教育的事情，蔡元培能做北大，我们林校长也能做西外，大家也能做好西外。

梁慧萍（语文教师）：王校说的这个很高屋建瓴啊，我从切口说一说，因为我以前很喜欢民国的这些人，也很仰慕他们，北大也去过几次，蔡元培，我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人，因为他这个人虽然当校长，高级知识分子，相当洋气的人，但是他这个人非常有自知之明，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所以他眼睛里见得到别人。很多时候人当了领导或者居一个高位、一个名人，他的眼里看不见别人，因为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意识到我不是完全正确的，我需要融一融别人的意见，其实和我意见相左的，当你跟我不一样的时候，你下意识的是去批判他的，你不会跟他站在同一立场，蔡元培这个人不一样，他眼里看得见别人，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看得见平等，社会地位上更低一点的人，后来他能提出来教授治校，后来蒋梦麟来的时候才会改成校长治校，教师对学校的参与使他更“爱”这个学校，所以最后蔡元培走了，北大还是北大。已经有北大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