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2                                                     西外梦工厂

    九月底母校复旦为纪念文革后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组织了七七、七八级学生的返校活动。我也挤时间参加了有系里一些老教师与不少老同学出席的座谈会。当那天上午一走进会议室，两位四十年前教过我们的老师己坐在那儿，尽管都己是八旬老人，却依然是精神焕发，除了头发白了，神态气质依旧。座谈会上，老师同学们忆及当年的往事，谈起这些年来学校、系院及个人的发展变化，虽然岁月沧桑，人、事、物己非当年场景，但有些恒久的印象、细节、故事却一再地被老师和同窗们在发言中提起。这些，似乎就是母校四年在我们身上心中留下的深深痕迹、一辈子相伴，抹不掉去不了，也许这就是教育给我们所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这些是什么呢？

    同学中记忆犹新的是当年的师生关系，老师对我们的宽容包容及真爱。七七、七八级学生，有三十出头的老三届、也有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来自工厂、农村、兵营、机关、学校等各行业及全国各省市，学生状况千差万别，社会经验、学习方式、能力水平、生活习惯也有差异。但我们的老师，却对我们既一视同仁，严格要求，但又个性化培养、个别化关心。对我们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记得班主任余老师，当时也是四十岁左右的系里的教学骨干，天天与我们摸爬滚打在一起，白天在班上讲课，下午四点一定与我们在球场上活动锻炼，晚自习后的寝室里，也经常见到他的身影。印象中余老师从没与我们“红过脸“，除了有时为晚自习后准时熄灯睡觉事，曾批评过我们，因为包括我在内的有些同学，还躲在被窝或洗手间里读书背单词或收听英语广播。回想当年的师生关系，“亦师亦友“这四个字，真是恰如其份。有时晚饭后去复旦教工宿舍去找老师答疑辅导，一不用事先预约，二也不用准备酬劳礼品，敲门入室，老师正在用餐或在备课写文，见我们这些后生推门而入，不仅不会面露愠色，反而是笑脸相迎，真心欢迎我们这些求知欲极强，但老是会去打扰和麻烦他们，不懂“人情世故“，有时还“自以为是“的年轻人。那时的师生关系，单纯而又真诚，师生间互相尊重信任，人格平等。

    更令我们感动的是，我们的老师正直有担当，当有些同学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受到一些不太公正的对待处理时，老师们不会因为怕牵连自己，影响自身的职业事业的发展，而不闻不问，默不作声。他们会为学生仗义持言，坚持公正公平的专业素质，坚守人性中善的底线，保护学生不受伤害。当时文革刚结束，这么做，是要有良知和勇气的。

    座谈会上，曾经主编文革后中国第一本《西方现代哲学》教材的刘放桐教授，反复提到了七七、七八这两届学生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我们当年进大学，除了读书学习，崇尚科学与知识，就是一心想成学者和科学家。学术学问犹如我们的生命。这两届中的学生，有不少是在中外大学做教授博导，有长江学者有复旦本科学院院长，也有《黄河边上的中国》的作者。那时学生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与享受，便是听一堂好课，读一本好书，写一篇好文。很少有在宿舍打牌、闲聊、无所事事的悠闲时光。这种视学术为生命的好底色，是复旦校园里从苏步青、谢希德等大师们，一直到我们的刘老师、余老师这些身教重于言教的老师们共同传承塑造。问学求知己成了我们相伴终生的最大“爱好“。

    回顾复旦岁月，尽管那时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但启蒙和开放的大潮己席卷而来，我们有幸赶上了这一历史的进程，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参与者和受益者。那时的教育留给我们并相伴一生的，是正直公正的品格、人格平等、宽容包容的意识、和对学术学问孜孜不倦地追求与探索的精神。     （西外总校长  林敏）